倉頡賞飯吃□邁克在上海的報紙上讀到《朱曾汶談好萊塢電影在老上海》，迷你倉訪問華納公司上世紀四十年代的老臣子，其中一段引起我極大興趣：大學畢業後加盟擔任宣傳助理的朱先生表示：“引進美國電影，宣傳最吃重的一項工作要算譯片名。片名與影片賣座有直接關係，因此影片方和影院方對它都十分重視。那時的影片譯名不像今天那樣根據原名直譯即可，字數再多也無妨，而是偏重四個字的，要典雅大方，有文藝味兒。”一個長期盤踞心頭的疑團終於解開了，香港優秀的四字譯名傳統，果然源自十里洋場。三四十年代外國片進口，總公司可想設于最國際化的都會，英屬殖民小島剛剛由漁村變身二線城巿，市場地位根本沒得比，港式文化概念尚未成型，舶來品理所當然沿用上海的翻譯。朱先生舉的著名例子，《亂世佳人》、《魂斷藍橋》、《美人計》、《蝴蝶夢》、《深閨疑雲》和《北非諜影》等等，不但香港悉數照譯，東南亞華人社會也亦步亦隨，看來直到1儲存倉49年東方紅太陽升，基本上嶺南師爺們是不怎麼需要動腦筋的。現在回心一想，大約在1960年代中開始，南洋的譯名不再拾香港牙慧了——是片商有意識的小革命，還是因為香港地方特色日漸成型，和鄰近國家口味漸行漸遠，共通產生了隔膜？剛踏入六十年代，赤道邊緣的戲院依然是說一是一說二是二的應聲蟲，《賓虛》跟著叫《賓虛》，《六壯士》跟著叫《六壯士》，可是不知道為什麼，忽然就我行我素自立門戶，《仙樂飄飄處處聞》直譯《音樂之聲》，《名花有主》還原為《有情莫獻花》，《窈窕淑女》發小姐脾氣把好逑的君子摒棄門外，寧願追隨蕭伯納原著叫《賣花女》。明明思路雷同，用字也要另辟蹊徑，譬如打家劫舍的男女在香港署名《雌雄大盜》，來到蕉風椰雨地帶就變身《鴛鴦大盜》，最極端的例子，大概是依莉莎白泰萊和米雅花露合演的《秘密儀式》，登陸香港是詩情畫意的《雲雨巫山數落紅》，在新加坡則成了兇神惡煞的……《女色情狂》！迷你倉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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