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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應台近日二度訪港，迷你倉為「台灣月」活動站台，因今年的「台灣月」是八年來最大規模的一次，且不但首度推出售票演出，還與香港本地藝團展開合作。香港對龍應台個人來說，當然絕不陌生，而她對台港兩地交流之信心，也始終透過文化出發，伸延更多的換位思考與可能性。她說：「文化是最溫柔的鑰匙」。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圖片由光華新聞中心提供 按龍應台的話說，每次來到香港機場，都要有個錯亂的過程。「上飛機之前，台北的事情忙昏頭，一下飛機到了香港機場，自動地就覺得我接下來該搭airport express回家了，那個感覺特別奇怪。」甚至於從中環坐車前往酒店方向時，她還有點想和開車的人走錯路了。那條回家的路，在記憶裡留得深，是因八年的香港經驗刻骨銘心。 　龍應台說，這次來港來得相當困難，因為正在台北忙審查預算的事。「審查預算是一年中最重大事情，雖然『台灣月』做得轟轟烈烈，但整個節目安排，只有四個同仁在做，人手非常之少，所以這次我無論如何希望來給同仁打氣，他們做得上氣不接下氣，但做得非常好。」 　作為「文化部長」，來表達對同仁的支持，也因她認為，怎樣讓香港和台灣之間透過文化的方式可以更拉近彼此距離、更深刻地彼此認識，是份內事；所以在審查預算的中間，即使只有兩個工作天，即使一回去就要進立法院接受立委提出的500多條質疑和挑戰，也要來。龍應台說：「時間上很勉強，但無論如何還要擠出這個時間來。」 八年來最大規模的「台灣月」 　今屆「台灣月」，八年來規模最大之一次，且主要聚焦在表演藝術，首度有多達十個團進行表演。龍應台說：「有傳統的，有相當前衛現代的，有大團，有小團，有室內的、室外的。」她心裡很疼惜四個同仁，在做這麼多工作。「這次不一樣的是，也會首次進入澳門交流，我其實一直想提醒同仁說，我們不要只看見香港，看不到澳門，澳門的50萬人，他們有對文化那種心胸之開敞跟渴求，我覺得跟澳門交流是必須要注重的。」 　跟往年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不同，是和本地藝團合作。「《斷章》是表演藝術團體跟進念合作主辦，這種主辦的意義在於，兩個來自不同地方的單位在合作的過程裡，即使是討論事情流程和預算處理或者人員接待，都有工作方式的不同，所以兩邊就已經產生交流了；只要合辦一件事，就已經有經驗的交流。」 　「還有一個不一樣的地方，是首次組織了本地的義工團。」龍應台說，大家都知道香港義工團很強，可是比較偏向慈善為主，少有為了純文化特別是表演藝術來組成的純義工團，加上這次又是和台灣合作，意義可謂非同小可，跨出了一大步。所以她專程去文化中心露天廣場向為台港兩地交流作出努力的近30位香港義工致意。同時，她說：「以前都是交流的性質，這次是商演，除了交流，也售票。同仁們是想試試看，結果發現在非常短的時間內，票就賣光了。那我覺得這也是在交流的意義之外，又給團隊一個鼓勵，他們也可以做專業商演，意義又加了一層。」 「文化開門，看見彼此」 　兩年前，李應平來港接任光華主任時，龍應台就和她詳細談過香港對台灣的重要，之後資深藝術評論盧健英來接班，她又再談這種重要性。龍應台認為：「台灣跟香港在歷史的脈絡、政治處境、公民社會的發展等方面有太多平行的地方，彼此之間追求的夢，和遭遇的挫折，有很多很相似。像我們這種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在台灣那個權威時代走過來，知道香港曾經是對台灣人非常重要的一扇窗。如果你看過殷海光和他學生的通信，就會知道，在那個甚麼都被封鎖的時代裡，台灣知識分子是如何渴望能從香港偷渡些雜誌去看。台灣和香港，歷史上一前一後，平行之間很接近，但事實上又很遠。」所以，「台灣月」才更重要。她說：「文化是最溫柔的鑰匙，self storage化開門，讓你看見對方，感受到彼此平時不會說出來的東西，這是做心靈夥伴最好的方式。」 　而草根之間的交流，在龍應台看來，是比大概念、大論述更重要的。她說：「甚麼樣的方式是和香港社會發生關係？並不是專家對專家的關係，我的導演對你的導演，那個當然重要，但更活潑的方式是和香港正在發展的社區精神，也就是草根從下往上的力量去交流。」 　龍應台指出，香港在過去一二十年來，很多人心裡會有焦慮，可如果香港自己跟自己比的話，它從下往上那種在尋找自己從泥土發出來的草根精神，在過去二十年中則已有很大發展。她在思考的是，透過文化方式，是否可以讓從下而上的文化滋潤，得到更大交流。因而光華今年的「台灣月」活動非常注重結合社區。 　談到港人近年來對台灣環境的格外嚮往，龍應台認為：「我曾經寫文章寫過中環價值，香港是高樓往天上走，追求現代化，其實香港人會蠻懷念或者說也想去尋找光�腳踩在青草地上的感覺。很多香港人發現，他在台灣可以找到，又因為台灣的社會制度和大陸走的是不同的路，一方面它比香港顯得土，而比起大陸的巨大發展，它又比較不富有了。可是『土』代表光�腳踩在泥土上那種生活質感是被保存住的，香港很多人是在找那個返璞歸真的東西時，發現台灣就有了吸引力。」而她也覺得，比較多香港人到台灣去的話，讓台灣人接觸到更多外面的人，心胸會更開闊，認識到更多的香港文化。月底，台灣就會舉行「香港周」。 　龍應台始終相信：「台灣跟大陸、香港跟大陸、台灣跟香港都一樣，我們都需要被教育。被教育的意思是你是否能夠真正很謙虛地將心比心。我們平時家庭教育都說人跟人都要為對方設身處地去換位想。所以不管是台灣、大陸還是香港，彼此都要非常謙卑把心打開，將心比心。」 　而台灣與內地之間愈加開放的旅遊政策，則成為讓兩地的人彼此產生接觸的最好方式。尤其是內地開始逐步開放個人遊之後，龍應台說，會發現兩個很有趣的現象。「一個是你在一些台灣偏遠的地方，美麗的深山裡頭一個小小的客棧，會看到隻身旅行的大陸人。這種交流我覺得應該是最深刻的，而且應該更多。二是走在夜市裡，會聽到香港的廣東話，最開始你會在誠品聽到、會在士林夜市聽到，但現在走在台東街上也會聽到，走到山裡邊、走到少人去的地方，你也會聽到廣東話。這種比較深刻的品質的交流，透過旅遊在發生中，很好也很重要。」 「歡喜做，甘願受」 　對於香港的民間社會發出的各種聲音，龍應台從自己的經驗出發，給出的看法是：「以我們自己在台灣做文化工作的經驗而言，政府政策的推出，其中執行的理念、透明度跟方式，民間社會只要是個開放社會一定會提出質疑。作為政府部門，怎樣和民間就社會關心的某一個議題去溝通，其實是蠻大的學問。一個開放的社會要進步，這些事情都會帶來正面的意義。那個意義在於民間社會它會從實踐中學到怎樣和政府取得更多信息資訊，政府則會學習到要怎樣在事先、中間、事後和民間做充分溝通。這也是我們在台灣每天處理的事情。」 　如果你問龍應台，在政府做事、做馬英九政府的「文化部長」，是否有過後悔，是否有違初衷，她會作出的回答是：「歡喜做，甘願受」。這是閩南語中的一句諺語。 　龍應台說：「歡喜做甘願受的意思是說，只要我在這個位子，我歡歡喜喜地做，然後我甘願受，因為是自己選的。當然我心裡有把尺，有很多事情，有挫折或者無法解說，會有很多誤會，會有打擊，但你就要看你為了你的目標和理想，可以承受多少？只要在這位子一天，我就歡喜做。至於是否有違初衷？等哪一天心裡那把尺覺得有違初衷的時候，那很簡單，就是不做的時候了。」 　故而，這位台灣「文化部長」的處事智慧，便是這樣簡單豁達——要不然不做，要不然就歡歡喜喜。 迷利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