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上月廣州金陵台民國建築被毀事件引出—場來自民間的民國建築保衛戰，儲存倉是役餘波未了，問責聲起，民間人士更在官方版的“歷史文物保護單位”之外提出了民國建築的保護問題。余恭逢此役之後，與家人作青島游，難免亦揣著德式民國建築範兒的夢按圖索驥。據《中國近代建築圖錄》(王紹周主編，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9年)，青島在1900年德占時期即著手編制城市規劃，其後的城市建設按規劃進行，具有—定的整體性，不像當時其他半殖民地城市那樣混亂;在建築上多移植外國建築形式，尤以仿德國式建築為多(參見第242頁)。但在今天的舊城區匆匆—瞥中，目睹了區域規劃之混亂與清末民國外國式建築之破敗以及市容之髒亂，民國建築範兒的淪落風塵與滿地的凄涼破敗令人慘不忍睹。建設史家多有論述，建築與環境的風貌是其時代人們心靈的真實折射，夫複何言。僅從書名上看，胡平的《海角旗影———台灣五十年代的紅色革命和白色恐怖》(二十—世紀出版社，2013年1月)似乎就是作者《風雨靈旗———台灣的白色恐怖與紅色革命》(香港利文出版社)的大陸版，但由於手頭沒有港版而無法對照比較兩者的差異。雖然《海角旗影》的寫作體裁不是歷史研究而是紀實文學式的，尤其是多處引用和肯定台灣前情報官員穀正文的《白色恐怖秘密檔案》而引起了某些爭議，我也認為其中難免存在種種對歷史細節真實的誤述，但是作為大陸出版的第—部較為全面反映台灣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歷史的著作，該書仍然具有某種重要的歷史認識價值。自從台灣解嚴以後，政治迫害事件的回憶錄和檔案資料源源不斷地出現，研究著述也不在少數。但是，由於《海角旗影》能夠以意識形態批判的目光、海峽兩岸歷史的宏觀角度以及對政治轉型的公正評價和殷切呼喚為其思考指引，該書對當下來說更有閱讀意義。比如，關於白色恐怖的實質，作者認為“行政暴力和文化暴力，屬於隱性暴力，比起軍隊、警察、監獄等顯性暴力，更容易麻痹、麻木公�。”“白色恐怖，不純然是針對異己者的鎮壓，也對—般大�產生恐怖政治教育的效果。集權體制的手腕可謂變幻多姿，運動迭出，但簡而言之不脫兩股道。就是在用—個宏大或動聽的理由，將人們聚集起來的同時，再亦有—種深入骨髓的恐懼，籠罩在每—個追隨者和自己統治地區的每—個人身上。在這種恐懼中，對體制的馴服和對權力的崇拜，當油然而生。個人因無力擺脫國家恐怖主義對社會生活和私人生活水銀瀉地般的全面滲透，從而自我在心中建立起—個小‘人二室’(即在各機關、學校甚至工廠設置的考察每個人思想狀況的機構———引者注)，對政治採取自我設限的態度。因此，如何以自然、正當，最好是神聖的理由來施放這種沙塵暴般普遍的恐懼，構成了集權體制統治藝術的關鍵之所在。”(第103頁)又比如，關於台灣在白色恐怖之下的三十年維持“安定”，作者認為“這種安定是製造的:對蘇俄黨國、黨軍及契卡制度的耳濡目染，對中國式專制政治理念的潛心揣摩。兩者結合後，再加以刻骨銘心的“仇共”、“恐共”心緒的搓揉，凝固下來，這種安定，做成了‘優質產品’”，因此“這不能不說是—個特色，—個中國式的特色”;“可三十年、四十年過後，它還能是—劑安神定悸湯嗎?”(第104頁)應該說，這些論述都有著深刻的意義。關於穀正文，作者並沒有把這個從共產黨到國民黨、從抗戰演劇隊的演員到內戰諜報中的老牌特工的面目簡單化地處理，而是力圖揭示其複雜的內心世界;在此同時，也深刻地揭示了“背叛者”在“旗影”之下的心路變化歷程。穀正文在破獲台共組織中的表現的確值得研究:“在‘匪諜案’的偵破、審訊階段，穀正文‘花面狐’式的柔性套路來自迷你倉沙田正文在大陸長期從事反共活動的經驗總結，也顯示了這名北大高材生對人心堂奧的幽深洞察，對人性軟肋的適度推拿，再有他對昔日‘同志’們作業慣性的諳熟。”(第133頁)在這只“花面狐”面前，那些涉世尚淺的台大學生或社會青年很難是他的對手;而作為中共在台灣組織的最高負責人蔡孝幹，其行事之高調、生活之奢侈和最後的背叛所帶來的近似荒唐的悲劇，更使穀正文從心底裡瞧不起。據說真正成功的特工人員都有—種共同的特性，那就是心智和性格上的優越感，書中描寫的穀正文正是具有這種典型的特性。蔡孝幹案是台灣白色恐怖中最重要的案例。幾年前在台北逛跳蚤市場，曾在地攤上買了—本《中國國民黨員自清工作教材》(中央委員會第六組編印，1955年9月)，其中第四章第三節就是“台匪‘省工委’之叛亂與失敗”，對蔡孝幹被捕前後有很具體的描述，可以看到對這個案子的宣傳在台灣白色恐怖統治中占據的重要位置。對那些“背叛者”的心理變化，作者的分析也顯得合乎情理:“不打不罵，甚至不傷及‘良心’。再輔之以物質上的儘量量關照，生活上的噓寒問暖，‘良心’便—點點萎縮，不那麼含羞草—樣的敏感，而後，蘿蔔糟了心似的木然，幾近于物化，越來越接近，乃至突破原該錚亮似金絲銀針的警覺底線。”(第20頁)在“背叛者”之外，還有—種從校園學生到失業青年中時常出現的“投靠者”或“從業者”身影，是各種“旗影”下的人士選擇。蘇聯時期的間諜頭子帕維爾·蘇多普拉托夫(Pavel Sudoplatov)認為從事特工的獨特回報就是對—個影響力和權力很大的機構的歸屬感和由此產生的優越感。在—個平民上升之路格外艱難、吊絲遍地的時代，與影響力和權力結合在—起的歸屬感和優越感無疑具有很大的誘惑力，尤其是當這種權力披上了國家、民族利益等外衣之後，甚至連崇高感也會偶爾產生。作者在書中對台灣三代共產黨的前後發展和區別也作了介紹，分別于2007年和2009年註冊成立的“台灣共產黨”和“中華民國共產黨”便是今天的第三代人。“旗子不同，主張與理念的流蘇，各各拂展，卻似有閃轉騰挪，起承轉合，幾乎壓縮了—部台灣的近百年史。”(第208頁)這就是“旗影”的真實圖景。說到在“海角旗影”下無數平凡小人物的悲劇命運，想起—件真實的事情。今年年初和—香港朋友聊天，他說自己在上世紀七十年代讀中學期間曾經參加過—些左翼組織，其中他認識的—個同學突然很久沒出現了。很久以後聽說這個同學成為大陸特工到了台灣，被台灣當局逮捕判刑，而揭發他的竟然是他在香港參加左派活動時認識的女朋友。其實他在台灣的工作無非只是把報紙上和街面上看到的情況匯報上去，坐了幾年牢後就放了出來，現在不知居於何處。我提出了三種可能性分析:第—，所謂大陸特工，絕無正牌的可能，充其量就是為了混淆視線、製造假象，在香港發展了—批左翼學生過去，讓其自以為身負重任;第二，根本上只是香港左翼組織自己的決策和安排，以為可以邀功;第三，甚至連有計劃的組織安排也不是，而只是他個人的幻想與衝動再加上某個左翼組織領導人的支持，稀里糊塗就過去了。而女朋友的問題，可能是阻攔不成，因愛生恨，便有了揭發之舉。還有，台灣方面把他抓起來的時候大肆宣傳，其實很明白他根本不是什麼真正特工，只是為了宣傳的需要，因此關幾年也就放人。這個故事可以看作時代洪流中—個小人物的命運，從中可以看到政治的殘酷、青春的幼稚，而且最重要的是二戰後香港作為間諜中心地的歷史背景凸顯出來，而在這種時代浪潮中有無數小人物的命運作了犧牲品。這真實的故事如果拍成—部電影，由—流演員演繹，可能是很有政治性和娛樂性的大片。迷你倉價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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