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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不斷囤地、維持工分制集體勞作的中山崖口村，迷你倉部分村民開始渴望賣地暴富2011年7月，崖口的村民集體到農田收割水稻，掙工分。南都記者吳進 攝中山崖口村總顧問：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 李鐵編年史第三部城鎮差異發展(2004-2013)樣本關鍵詞：排斥工業堅守田園西邊的雲梯山下，京珠高速穿行而過，疾馳的城軌可直通廣州、珠海等城市，隔海與香港、深圳相遙望。這是被譽為廣東“最美鄉村”的中山市南朗鎮崖口村，與孫中山故居所在的翠亨村毗鄰。崖口的出名，在於其被稱為珠三角最後一個“人民公社”。在崖口，至今依然有一部分村民實行集體勞動、記取工分、按勞分配的“人民公社制”。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在珠三角其他村莊步調一致都走上了在土地上“種工廠”的道路後，處於黃金位置的崖口，卻反其道而行，在20世紀8 0年代“退工還農”，轉而不斷圍墾囤地。當中山的土地開發強度已經接近30 %的時候，崖口成為屈指可數的土地資源大村。三十多年來，越來越多的城市管理者試圖短期內實現至少視覺上接近發達國家，漂亮的景觀、古典的建築風格。崖口卻保持著美麗的田園風光，村莊里，村舍、農田、圍田，分列有序排開，宛如世外桃源。進入21世紀，周邊村莊通過賣地一夜暴富的神話在不斷發酵著，周圍的暴富也開始動搖著這個堅守烏托邦體制的村落。不斷囤地的崖口村民最終開始了對“退工還農”的反叛。潘多拉的魔盒打開後，再也合不上了———又有人將目光瞄上了剩餘的土地。當下，崖口村村民放棄大鍋飯要求分田到戶的要求頗高，村委會則希望繼續發展土地集中的優勢，或者開展新型農業，或者依托人民公社作主題發展旅遊業。總之，這裡正在發生變化。在“新型城鎮化”逐漸成為熱門話題的當下，分田到戶單幹？賣地一夜致富？拋棄低效的農業重走工業道路？留守在“世外桃源”的村民心底矛盾：未來的崖口村如何才能“讓居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土地值錢又到一年分工分的時間，存在“單幹”想法的村民不少。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村民聊起他的“願望”，就是分田到戶，然後出租。“分田到戶會自由一點，不耕作也可租給別人，然後收租金。而不參與集體耕作就沒工分。”村民的想法很單純，既然土地值錢，何必一定要自己下田掙工分。2013年12月下旬，隨著晚造稻穀收割完畢，農忙結束了。村民開始緊張地等待收入分配，然後“放假”。雲穀譚公祠門口，平日寫著農活安排的黑板旁，東二隊“社員”的全年工分放榜了。順瓊背著孩子擠在人群中查看，5675分，排在18位，屬於靠後位置，與最高的9762分差了一大截。身後傳來一陣議論的聲響。“怎麼×××的工分這麼高？不可能啊！”“你不看人家開工的天數多，可能是他家人幫忙開工了。”當然有好心人悄悄拉住議論的人：“你不要說這樣的話，給人家聽到，會打你的。”順瓊心裡嘀咕，按照東二隊的分配明細，分值為每10分20 .6元。“這一年的收入約是11700元。瓜菜肉類這麼貴，往後除了省吃儉用，還能怎麼開支？”寒風夾著細雨。結容跑到楊氏大宗祠看工分，晚造10000多分。按照所在生產隊的分值，收入約是9000元，全年約為18000元。每一個工分的分值，與該隊每年生產的糧食總量和總收益掛�。2013年12月底，崖口村支書譚偉欽召開了村民分配會議。“由於前期多雨，蟲害多，今年少收割了30萬斤，量雖然減少，但是增分了，糧食收購價格提高到了180元/擔。”勞動力平均年收入是17200元/人，平均月入1420元，高于中山全市平均工資線。不過，譚偉欽也坦言，按照目前的生活指數，這並不足以應付家庭開支。結容的兒女都已成家在外，但她仍感覺生活壓力。晚造水稻結束後，結容向生產隊要了一小塊地自行種植蔬菜，減輕家庭開支。“如果不是因為下雨，我今天都要落田。”兩天後，雨過天晴。村民譚建治挑著肥料給種下不久的白菜和馬鈴薯施肥。農田里已有不少村民在澆水、除草。晚造稻穀收割後，村民可向村里要幾分地，種植蔬菜。這些蔬菜不屬於村集體，屬於私人所有。到明年開春土地須歸還村集體插禾。不遠處，一名“退休”(不參與集體耕種)老婦張口就說，“分田到戶會自由一點，不耕作也可租給別人，然後收租金。而不參與集體耕作就沒工分。”存在“單幹”想法的村民不少。三一隊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村民聊起他的願望，就是分田到戶，然後出租。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保留至今的“人民公社”模式，越發無法迴避村民的爭議。反對的聲音指出，低效率的農業生產，每年需要部分圍墾的租金收入補貼，持有圍墾股份的村民收入減少了。村支書譚偉欽解釋崖口村不實行聯產責任承包制的緣由。崖口村土地面積大，由於臨近港澳，村民不斷偷渡港澳，如果分田到戶，剩下的老弱勞力不能獨自耕作，無力繳納公糧。因此安徽小崗村包產到戶的經驗在全國推廣的時候，幾乎所有村民都頂著政治風險，逆歷史潮流而動，舉手錶決——— 不分田到戶！“主要是扶持這幫弱勢群體，結果一走就是30多年。”同時，集體生產也適合推廣機械化種植，告別以往的“三彎腰”種植。如今，面對工分制低效率的指責，譚偉欽認為，崖口的集體耕種和以往的“大鍋飯”不一樣，“以前是集體出工，勞動力強的做多一點，弱的少做一點，但同工同酬。”譚偉欽用“除草”來說明現今集體生產的區別。每人分工一畝地，勞動力強的30分鐘完成，取得了相應的工分，早點收工回去；勞動力弱的就需要一個小時。“單看1420元/月是沒有意義的，要看農民開工的天數，一年工作時間約100天，平均每天就是172元。這樣算才有意義。”譚偉欽稱，其餘200余日，村民可自主安排副業。“部分村民就到崖口海鮮街去做侍應，每月收入可增加1000多元。”“現在出去打工沒有人要，只能利用集體耕作減輕勞力，上了年紀，能夠�到多少算多少。”66歲的譚叔仍不肯“退休”，與另外3人專門負責3000畝稻田的水利。揮動著鐵鍬，鏟去溝渠兩邊雜草，撈起溝渠內的塑料袋，水流順暢起來了。“整理溝渠好放水犁田，春節前要播種，明年清明前就要插秧了。”公決賣地自上世紀70年代起，在前任村支書陸漢滿的帶領下，村民即開始圍海造田，拓展疆土。正是因為“囤地”，陸漢滿也曾遭遇村民的包圍那是2008年7月，上千名村民同時擁進村委會，將村幹部團團包圍，要求“賣地”。此後，崖口進行了“土地是賣還是租”的股民公決：崖口村99 .14%的村民同意了政府1.17萬畝的土地徵用協議。土地被徵用後，村民結容還清了貸款，還報團去了丹霞山等地旅遊。這對於一輩子甚少離開農地的結容來說，簡直難以想象。陸漢滿記得，到2002年，共為崖口圍墾了30900多畝地。1974年崖口的農業用地面積僅有5455畝，三十年後，面積擴大了6倍。“3萬多畝的土地在珠三角的價值是相當高的。”陸漢滿說。隨著城市化的推進，土地愈發成為稀缺資源。早在20世紀90年代，與崖口相鄰的村莊開始賣地，一夜暴富的神話迅速發酵。直至今日，崖口村附近有不少工業園，如南朗工業區，南朗第一、二、三工業園等。鋼筋水泥的廠房整齊排列著，進出廠區的工人操著天南地北的口音。相比之下，崖口村顯得“土氣十足”。但陸漢滿堅持“絕不賣地”。“賣地，對幫助過圍墾工程的人大不恭敬，別人幫助圍墾是造福崖口子孫後代，失掉了別人幫助的原始意義；土地是前代人和後代人都有份的，少數人把其賣了是很自私和不道德行為，要為子孫後代考慮出路。”陸漢滿的堅持未能得到村民的理解。公社的集體勞動雖能給予社員們溫飽的生活，但是眼見周邊村落通過賣地等途徑迅速致富，崖口村民心裡不再平衡。矛盾終於爆發了。2008年7月23日晚，崖口村上千名村民同時擁進村委會，將村幹部團團包圍，要求“賣地”。此後連續數天，天天晚上都有村民聚集在村委會周圍。一周之後，崖口進行了“土地是賣還是租”的股民公決：3334人中，只有28人表示反對賣地，陸漢滿是其中之一。面對如此民意，陸漢滿拒絕在賣地協議上簽字。崖口村99.14%的村民同意了政府1.17萬畝的土地徵用協議。他們每人獲得14 .2萬元的現金補償。2011年初，擔任了37年村支書的陸漢滿“下崗”了。陸漢滿曾與華西村的吳仁寶、南街村的王宏斌一樣，為崖口村注入了傳奇色彩。隨著村民對財富日益膨脹的渴望正在一點點撕開原先對土地的敬畏，陸漢滿心生憤慨，卻如同當年尊重村民不分田到戶的表決一樣，尊自存倉村民賣地的選擇。在賣地事件中，結容也擁進了村委會。通過賣地，結容一家分得了約40萬元。由於此前房屋塌了，向東區某村的姐姐借錢蓋起了兩層樓房，分錢後可用于還債。她還為正讀幼兒園小班的孫子購買了教育基金保險，為孫子的讀書提供保障。“此前沒有錢，兩個兒女讀到初中就出來打工了。現在分了賣地款，自己用少一點都要為孫著想。”雲穀譚公祠門口，貼了多家旅遊公司的旅遊宣傳單。結容還報團去了丹霞山等地旅遊。這對於一輩子甚少離開農地的結容來說，簡直難以想象。已“退休”的譚建治雖然此前農閑時開展副業有積蓄，但是身體抱病需花錢，有了賣地款，生活輕鬆了。“早上與朋友爬下雲梯山，飲下茶，或自己開荒種下菜。如果單靠社保，敢不敢這樣？”現任村支書譚偉欽也表示，部分村民亟須現金用于蓋房子、買車等大宗支出。走入崖口村，房屋兩極分化，一部分是平房或瓦房，長著青苔，部分牆壁已有裂痕，另一部分是小洋樓，兩三層甚至四層，貼著各種樣式的瓷磚。90%的新房子都是賣地分錢後建起來的。賣地之後，蓋樓、買車、醫保、養老，瞬間實現。這些讓村民一時很驕傲。而湧動的資本尋租打開了“桃花源”的入口。當年被賣掉的那片土地，結容曾去挑石粉築路，現在已蓋起了高樓。“那裡空氣很好，但憑著現在集體耕作的工資，這些樓不適合我們。”村民們想著繼續賣地。“就因為賣地才有錢建屋，沒有賣地的話，能夠買什麼呢？假如政府再徵收一批土地，村民就沒有這麼窮了。”就連80多歲的李婆婆也是如此說，她嫁到崖口60年了。“當時拿出少部分土地賣，是作為�動資金，改善村民的生活，這是好的，但以後不會了。”村支書譚偉欽擲地有聲地說，“長遠下去靠地為生，我不讚成，要使土地的價值取得最高並不需依靠賣地。”其實，結容內心也很矛盾，“不賣地，留給下一代，下一代的生活來源就不會那麼困難，至少種田有米吃。但是沒有賣地，又沒有錢還債，供孫子讀書。好矛盾！”結容還講述了娶媳婦的例子，當時不少人嫌崖口窮，不肯嫁過來。“媳婦就說，我也不嫌你家窮，你就當我是你女兒來養就行。”謀求轉型上個月召開的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要求，減少工業用地，適當增加生活用地特別是居住用地，切實保護耕地、園地、菜地等農業空間。這似乎為崖口村瀕臨失守的集體農業提供了制度保障。“我們將與北京首旅集團合作，準備打造一個景點，以人民公社作為主題，吸引遊客過來，參觀集體種植基地、崖口飄色，夜晚可以用大鍋煮飯集體吃，留住遊客一宿。否則遊客走馬觀花，產生不了效益。相反還會留下不少垃圾。”在村民眼裡，現任村支書譚偉欽頗有“修正主義”的色彩，陸續打破前任陸漢滿的諸多條框。渴望賣地發財的村民，意欲徵地開發的政府和開發商，也以三十多年來從未有過的強度在瓦解崖口村的“人民公社”體制痕跡。一直以來，最能體現崖口村“公社”色彩的，是村里的3000畝水稻田。近年來，農業機械化耕作的引入，使得效率比以前提高不少，不再是“一日開工都�不到一包煙”。在工業化社會，仍難以改變種糧是低產出方式的狀況。前任村支書陸漢滿一直堅持集體農田用于種糧，拒絕種植其他作物。“糧食是市民生存必須的物質，而且容易管理；如果種植蔬果，有自然、市場風險，一場雨、一次颱風都有可能造成損失，萬一碰上大量上市，價錢低。”繼任者譚偉欽則變通得多。崖口的種植模式近期或會發生變化。“我們有考慮未來的發展這個問題，利用現有地理位置的優勢，準備往第三產業發展，擬引入農業項目，發展大棚蔬菜，同時作為觀光旅遊基地，通過經營其他作物等，使土地產出達到最高效益。”譚偉欽透露，屆時仍會預留一部分土地繼續耕種水稻，供給村民糧食，其餘部分土地可以規劃用作該項目。不過他表示，項目正在談判，不方便透露更多信息。可以預見，如果這一談判中的項目得以實施，將打破幾十年來崖口單純種植水稻的傳統。村民譚建治對這一即將到來的改變持歡迎態度。他認為，現在中山部分農村的發展可以作為樣板，不需要摸著石頭過河。“崖口沒有分田到戶，更容易實現。”最近公示的《中山市南朗鎮崖口片區控制性詳細規劃》和《中山市南朗鎮崖口村“名鎮名村”(秀美村莊)建設規劃》均提及“發展旅遊業”。其中，崖口控規明確，通過梳理現有的旅遊資源和生活空間，沿承村中豐富人文環境，完善相關設施的配套，營造村中良好的生態環境，從而形成適宜生活居住的，擁有豐富文化內涵，旅遊和生活相融合，並具有一定發展潛力的生活片區。“我們將與北京首旅集團合作，準備打造一個景點，以人民公社作為主題，吸引遊客過來，參觀集體種植基地、崖口飄色，夜晚可以用大鍋煮飯集體吃，留住遊客一宿。否則遊客走馬觀花，產生不了效益。相反還會留下不少垃圾。”在村民眼裡，現任村支書譚偉欽頗有“修正主義”的色彩，陸續打破前任陸漢滿的諸多條框。譚偉欽沒有計算過這些改變能給村民帶來多大收益。他認為，至少可以給村民創造就業機會，村民應該樂意去做，同時通過服務業可以提高村民素質。“我相信群�不會反對的，這些發展模式所帶來的成果，大家是看得到的。”譚建治如此說。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也提出，要依托現有山水脈絡等獨特風光，讓城市融入大自然，讓居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在譚建治的印象里，曾經的崖口讓其記住了“鄉愁”。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譚建治在雲南當兵退役後，選擇去了廣州、韶關等地打拼，卻發現外面的生活遠遠不如家鄉崖口，在家人的勸說下回來了。崖口的過去與現在，恰是“望山、看水、記鄉愁”這一經典表述的縮影。而今，回歸田園的呼聲響起，崖口卻開始了另一次逆向轉型。這讓陸漢滿及其追隨者產生了“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慨嘆。在喧嘩與騷動中，崖口公社的傳奇還能延續多久？當年故事上世紀曾發展三來一補排斥工業汙染退工還農崖口村民譚建治認為，賣地分錢不是解決生活的主要來源，只要村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就不會想著賣地，也不需要賣地。“我的母雞天天都有蛋生，為什麼要賣掉？現在是生活水平沒有提高，先賣掉母雞再說，等第二次賣地分錢。”窮怕了，要發展。受訪的村民都說了同一句話，“關鍵是領導要有所作為，要帶領群�致富。”靠近省道S111線有兩座牌坊，一座對著廣珠高速公路翠亨出入口，從牌坊往內走，基本沒看到廠房。譚建治一直想不明白，村委會為什麼無視崖口便利的交通條件，不引進或發展一些合適的工業呢？“年輕人都不想從事農業，如果村內有廠企的話，兒子也不用跑那麼遠出去打工了。”這是結容的想法。據統計，2012年，崖口村18∼60歲的勞動力按人口總計為2135人，實際在村里開工參加集體農耕勞動的大約只有三分之一，即600人左右。其實，早在上世紀70年代末期，陸漢滿就實行了經濟雙軌制，探索工業致富的路子。陸漢滿深知依靠集體開展農業生產是低效率的，其勞動不足以維持生計，通過搞工業，可以彌補集體經濟的不足。1978年，廣東官員冒著違法的風險迎來了全中國第一家外資加工企業——— 香港人投資的太平手袋廠。幾乎在太平手袋廠入駐東莞的同時，崖口也引進了中山市第一批“三來一補”企業。當時崖口辦起了包括針織、縫盤、制衣等10家廠企。“鼎盛時期，有2000多名工人。為了維持工業的用電，村里還買回來了8台發電機。”陸漢滿稱，崖口發展工業，維持了購買農業機械、農田水利、村莊建設等；通過辦工業，培訓了農民管理工業和獨立開工廠的知識。仍被村民當做美好回憶的是，當時崖口購回了兩台大巴，除了作公共汽車使用外，村民還可坐著外出旅遊，好不拉風。在短暫的嘗試之後，崖口卻做出了“退工還農”的選擇。除了因為實際收益不大外，不斷增多的汙染讓陸漢滿看到了工業社會的後患。他決定回歸以農為本的糧食作物和以圍墾為主的土地資源開發。崖口再次與當時珠三角鄉村如火如荼的鄉鎮企業和招商引資辦廠的行動方向分道揚鑣。時至今日，現任村支書譚偉欽仍表示，辦工業所帶來的廢氣、廢水等對種養不利，崖口應利用自身優勢來開展種養業，如此可確保崖口自然環境不受破壞。“現今靠出租廠房並不是好出路，工業蕭條，周邊不少地區過萬人的工廠，都剩不了5000人。”崖口的土地資源都屬於農田保護區，“是不可以動的，除非增幅調整。”譚偉欽強調。更多內容請見南都網的城鎮化30年專題：zt.oeeee.com/qhc2013/chengzhenhua/ 分組統籌：鐘躍東 王勇幸主筆：南都記者 吳潤凱採寫：南都記者 陳曉華迷你倉出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