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港社會經濟聯繫漸趨緊密，迷你倉兩地之間居民往來日益頻繁，近年來內地訪港旅客數字不但屢創新高，且似有持續飆升之勢。月前香港政府發布之《香港承受及接待旅客能力評估報告》，描繪出一幅車水馬龍的圖像：訪港旅客數字預計到2017年會超過7000 萬人次，並以此為基礎，保守估計訪港旅客數字將會在2023 年突破1 億人次，當然絕大部分來自內地，尤以鄰近的珠三角城市為最。倘如部分學者所言，去年約5430 萬的旅客規模已屬過分，旅客擠擁引起本地社會關注本來不足為奇。真正讓人感到莫名奇妙的，是部分市民「包容」內地旅客的「極點」奇低。被指對本土社會構成巨大衝擊而難以忍受的，是去年約4075 萬名從內地而來的旅客。套用電訊推銷員的邏輯屈指一算，只不過相當於日均11 萬人次左右。與此同時，城市卻在吸納外籍家庭傭工方面展示綽綽有餘的承載力，2012 年在港務工的人數超過31萬。既然沒有市民會認為外傭長期逗留、逢節假日「佔領中環」是一種威脅，純粹以當下人數規模控訴內地遊客擾亂日常生活、嚴重擠佔空間也就不見得具備說服力。融合需要檢討發展範式事實上，居民流動規模過大僅是政客為其抗拒區域融合的立場而祭出的眾多榥子之一，而他們一直想方設法掩飾融合進程是城市發展變遷潮流的真相。推動融合進程的主要力量源自經濟而非政治因素，當中港兩地的阻隔被逐步摒除，資源自然會重新配置，要素會集中於生產力高的地域以獲取更高回報，而購買力會流向以價廉物美稱著的市鎮。英明的領袖或許會提供措施緩減市民不適應新形勢的痛苦，但應該了解到趨勢背後的經濟誘因相當強大，根本不會試圖阻擋，更不會妙想天開地加以逆轉。因此明智的決策莫過於順應區域融合趨勢，從速檢視香港發展範式轉變的方向及制訂應對之策。隨�「個人遊」計劃實施，內地居民前往香港的限制漸漸減少，連同其他CEPA措施，進一步促成要素雙向流動的格局。即使藉協調兩地制度，將香港變成本土、國際人力資本與內地人才交換知識和意念的門戶，串連國際網絡與空前絕後的市場規模，刺激知識密集部門的發展，抓緊長遠發展機遇，亦無可避免內地湧入的購買力對本地貨物和服務需求產生結構性影響。更何況香港沒有致力消弭制度距離，一味以擴大接待旅客規模，促進低技術職位增長，收立竿見影之效？有別於以往「前店後廠」區域合作模式下的生產性服務，向旅客輸出的服務要求消費者前往供應商所在地，對本土品味和習慣的衝擊清晰易見。政府割裂的治理思維與社會整體不思進取的態度一脈相承，《報告》做法可歸納成將發展範式變更的重大問題翻譯成個別行業的困難，再企圖以簡單的接待設施數量調整對付。然而，這種做法未免有本末倒置之嫌。提升跨境連結與本地交通網絡的運載能力的措施，只�眼於其換取觀光收益的關係，反映政府視野過分狹隘。真正的回報無疑在於高效的交通設施有助增強城市吸引力，集聚與世界經濟接軌的專才，進行高附加值的創新和服務活動，引領城市擺脫緩慢增長困局，注入重新提振的力量。從更基本的層次來看，《報告》將公共交通設施完全視作外生的變量看待，未有正確看待政府於基礎建設蘊釀過程中所發揮的功能。在現實的關係中，接迷你倉能力受到有關設施的數量與質素所限制，而是否能與社會需求匹配，相當視乎政府當初規劃的水平，具有內生性質。任何缺失只能反映政府過往預算上的失誤，並作為未來修正的依據，可是政府卻以此作為判斷是否落實「非深圳戶籍一簽多行」及六個城市異地簽注的準則，卸責之餘又將內地元素轉化成外來問題。最終大張旗鼓的評估沒有太多指導作用，實際效果反為抗拒融合的投機分子提供一個絕佳的箭靶。分割把戲與融合的互動主張與內地保持區隔的意見通常認為，內地遊客充斥大街窄巷，是香港受到外來因素入侵、極待守衛的象徵，然而將之形容為「畏縮」的觀點應不為過。內地遊客之所以蜂湧而至，並不是收到深圳河以北的政權登陸搶灘的指令，而是香港對他們來說存在無法抗拒的吸引力。以購物為例，即使內地消費品的品質與安全標準已獲足夠保證，香港百多年來賴以生存的自由港免稅體制，使兩地商品保持可觀的價格差額，制度的差異在融合下製造出無可比擬的優勢，使消費品需求超越邊界。前來購物的內地遊客愈多，恰恰愈能證明香港這個蕞爾小島沒有被內地「同化」。除非實行自殺式的閉關鎖港，狡滑的政客當然了解融合會自然通過各式各樣的經濟渠道自我加強，而他們選擇「螳臂擋車」乃出於政治部署的成本效益考慮。思索配合融合趨勢的改革明顯費時失事，政客遇上任何與牽扯到內地的議題，即能因利成便提出野蠻的反城市、反融合政策，並將之難以逆轉的趨勢抹黑成北京政權的陰謀詭計，並塑造出不倒的打擊對象，既然政治動員出師有名，便利用恐懼以至仇恨的情緒操縱支持者。政府不可能答應無理要求，於是政客就輕易獲得衝擊政府的口實。這種問題的演譯方式必然受不少市民歡迎，原因是藉�與內地分割的過程，他們與城市近年相對衰落的責任也一併分離。在一場公開論壇中， 「個人遊」計劃就被斷言是港深同城化、建設珠三角一小時生活圈的重要組成部分(竟然隻字不提CEPA)，均屬中央分派給香港政府的政治任務，全屬支援珠三角發展的產物，所有問題均為國家與區域規劃「在香港實施」的後果；至於本地學生不能升讀大學，也被說成資源被應用於滿足珠三角同城化的政策目標，擠佔分配到教育的資金。政客開出的藥方非常簡單明瞭，就是讓香港的時鐘逆轉，回復以往香港的「生活環境」。既得利益者圖維持現狀不過，既然一切如昔、永恆不變的香港只能出現於幻想之中，融合與分割的衝突只會令不少經年累月制定和審議的重要政策，在沒完沒了的爭吵中倒退至原點。結果令香港長期停滯不前，而這種情況又最為包括政客在內的既得利益者所樂見。假設發展範式不變，他們就可以藉�守成獲取最大利益而不思創新，與城市具有充分競爭和良好對外連接的特性完全相悖，把整座城市的經濟推進深淵恐怕是遲早的問題。把香港目前在融合進程下面臨的問題悉數歸因於政治，可謂毫無道理，而以激進政治取態與粗暴魯莽的行動來回應城市相對式微的危機，或許只會令情況變得更為惡劣。假使有天令香港成功孤懸在中國邊陲的政客出現，也於事無補：他或許能令整個香港埋首沙中，但此舉並不能阻止世界各地的進步，藉�與內地建立連繫，享受分工互補和多元化的好處。作者為香港理工大學中國商業中心助理研究員鍾民杰迷你倉沙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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