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商證券 謝亞軒2014年全年國際資本流動仍將處於回歸正常化的階段。第一季度,mini storage考慮美聯儲可能�動QE退出進程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國際資本流動可能會出現波動。預計2014年上半年中國跨境資金流動的波動性上升,下半年國際資本還是以流入為主,2014年全年外匯占款新增量可能在1.5萬億元左右,前低後高。資本流動向常態緩慢回歸鑒往知今,要準確把握全球資本流動的現狀需要從30年、6年和1年三個時間維度逐步聚焦。首先,過去30年國際資本流動規模上升且波動性加強。根據IMF的研究,過去30年,全球國際資本流動有以下五個特徵:第一,對於所有經濟體而言,國際資本流動呈現出的波動性越來越強,穩定性越來越弱。第二,從國際資本流動結構看,FDI仍然是最為穩定的資本流動,而證券投資和銀行信貸資金的波動性極高。第三,發達經濟體FDI、證券投資以及銀行信貸資金淨流入的持續性更高,即使發達經濟體國際資本流動波動性更大,但其資本淨流入規模卻相對穩定。第四,發達經濟體低利率貨幣政策和資金風險厭惡的降低,意味著全球金融環境的寬鬆,從而引起國際資本流動的繁榮。而一旦全球金融環境惡化,則國際資本流動規模出現萎縮。第五,對於新興經濟體而言,其國際資本流動規模主要受外國投資者的影響。全球金融環境從寬鬆到惡化,導致整個新興經濟體資本淨流動規模占GDP比重波幅達2個百分點。其次,過去6年全球資本流動從歷史高點陷入低谷。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導致多個發達國家金融體系出現凍結,全球資本流動規模從歷史高位跌落穀底。在美聯儲為首的多國央行紛紛採取寬鬆貨幣政策救助金融體系的情況下,2009年全球資本流動曾有恢複的跡象,但隨後而至的歐債危機進一步打擊全球投資者的信心,資本流動在短暫反彈後持續下滑。一直到2012年7月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表態要盡一切可能捍衛歐元,歐債危機系統性爆發的危險才得以消除。可以說,從2012年第三季度開始,全球系統性金融風險進一步蔓延的可能性明顯下降,全球資本流動開始走上向常態恢複的道路。再次,2013年美聯儲退出預期是國際資本波動的主導因素。2013年6月至7月,新興市場國際資本流入規模急劇下滑。其背後的主要原因是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在2013年6月議息會後的表態引發市場對QE提儲存退出的擔憂。一時間,全球資本市場做出劇烈反映。此後,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金融市場逐步穩定對美聯儲退出的預期,國際資本流動開始恢複正常。進入9月以來,金融市場逐步預期美聯儲的退出會推遲到2014年,國際資本更是進一步回流新興經濟體。外匯占款或前低後高2014年全年國際資本流動仍將處於回歸正常化的階段。第一季度,考慮美聯儲可能�動QE退出進程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國際資本流動可能會出現波動。當前全球資本流動應該處於一個新周期的開始或是向正常化回歸的初始階段,要辯證看待美聯儲退出QE的影響。美聯儲退出寬鬆貨幣政策具有正負兩重影響,交替作用。對全球流動性而言,負面影響在於,由於美元的全球中心貨幣地位,美聯儲貨幣政策變化具有強烈的外溢性,影響外圍經濟體的貨幣政策。當美聯儲貨幣政策收縮時,流動性緊縮導致全球資本流動方向的變化。正面影響在於,美聯儲有序退出是以美國經濟恢複增長為前提,而經濟繁榮推動全球流動性上升,風險偏好的上升推動資金流向新興經濟體。未來1-2年間,這兩個因素交替主導、此消彼長,而不是單一因素起主導作用。我們過去曾將歐美央行的貨幣政策比喻為水泵,從源頭上決定釋放還是回收流動性,將全球金融體系比喻為水渠,決定了水泵泵出的水能否四通八達。美聯儲退出的負面影響體現在水泵泵出流動性規模可能逐步下降,從而階段性導致流動性相對緊張;而其正面影響則體現在水渠通暢程度的提升,從而帶來階段性的流動性寬鬆。正如三輪量化寬鬆貨幣政策並未真正帶來全球流動性和國際資本流動的繁榮一樣,美聯儲從量化寬鬆貨幣政策中有序退出對全球資本流動也未必一直都是負面衝擊。目前看,美聯儲最早于2014年3月開始縮減QE規模。美國貨幣政策從超寬鬆中退出,短期內對全球流動性造成的影響以負面衝擊為主。因此,在美聯儲超寬鬆貨幣政策退出的初期,投資者風險偏好的下降將導致國際資本撤出新興經濟體,全球國際資本流動可能如2013年6月至7月期間一樣出現波動。但預計市場對此已經有所預期,波動的幅度會更小一些。從中國的國際資本流動情況看,基本與全球資本流動走勢接近。預計2014年上半年中國跨境資金流動的波動性上升,下半年國際資本還是以流入為主。2014年全年外匯占款新增量可能在1.5萬億元左右,呈現前低後高。迷你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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